张少康教授自选集《文艺学的民族传统》作为“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”的一种出版了。此书读来令人振奋，其中的文章与新时期整个文艺学的发展关系紧密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各种思潮铺天盖地涌入中国，一时使人目不暇接，以至有人说中国文论“失语”了，或认为有“拾人牙慧”的倾向。因而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艺学传统，在自己民族资源中汲取智慧和材料，对整个新时期文艺学发展有切近的意义。这本书充分显示了作者在这方面努力的实绩。
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，张教授努力站在学科建设的前沿，提出有时代意义的问题。比如他在古代文艺批评史研究中抓住“审美”这条主线，显然对“文革”时期思想的僵化和庸俗社会学作了有针对性的批判，因而使自身的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。他重视文艺史上关键问题与疑难问题的阐发，很有学术影响。
中国文艺批评史博大精深，内容浩繁。作者抓住先秦诸子以及儒家、道家、玄学、佛学思想的发展把握其线索，又能注意社会和思想的转变点的研究，并把二者结合起来。以此为基础，他对中国文艺创作理论和文艺思想史都有鲜明而深刻的认识。关于文艺创作理论，他着重论述了“神思”、“感兴”、“意境的美学特征”、“神似与形似”、“风骨论”、“《文心雕龙》的风格论”等问题，这些都是我国古代文艺创作理论的精髓所在。关于文艺思想史，他以先秦两汉文学思想发展的特点为论述的起点，分析了庄子和道家的文艺思想、玄学的文艺思想和嵇康的《声无哀乐论》、我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特征、唐代古文理论的性质与韩愈的文学思想、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和诗禅说的发展、董其昌的文艺美学思想和山水画的南北宗、中西交汇和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等问题，重点突出，脉络分明。并且，其研究有相当的深度。他对一些古代文论研究中的疑难问题，结合当代的研究状况，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，进行自己独到的阐述。他分析意境理论，深入地认识王昌龄“三境说”的含义、意境特殊的美学特征；谈刘勰《文心雕龙》的风格论，阐发其与《易经》的关联；论山水画的南北宗问题，认为其与禅宗的南北宗确有深刻的思想上的内在联系……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，他提出了某些不同于传统的观点，如在《先秦两汉文学思想发展的特点———兼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》一文中，根据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的状况提出文学自觉的起始时代应为汉代。他进行古代文论的研究，但是也结合西方文论的问题加以参照，使其理论有广阔的视角，体现出具有现代性的特点。他在《“感兴”———中国古代的创作灵感论》中，把感兴归于灵感现象，而在分析灵感现象时，则把西方文论史上对灵感的理解与我国古代对灵感的理解相对比，在比较中准确揭示出灵感现象的内涵。前一段争论过“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”问题，张教授的研究中西参照、古今贯通，对我们有启发意义。
张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数十年，他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丰富内容、甚至对各类型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都了然于胸，所以论述的过程中对各种资料能信手拈来，旁征博引。他论述文艺学的每一个问题，都能从隐晦而悠远的历史及繁复驳杂的材料中探幽发微，有针对性地理出正确的思路，线索非常清晰。其文说理充分，读来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。
当今世界追求经济全球化，文艺却需要自己的民族特色才能自立于世界文艺之林。就比如昆明的“世博园”，各国园林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，才能被世界所接受。中国文艺学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处于弱势的条件下，一方面要努力汲取各国文艺的长处，另一方面又要植根于自己民族文艺的传统之中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。和这个宏大的目标相比较，张教授的探索还是初步的，但是在这个历史新时期，提出中国文艺学追求民族化本身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价值，预示着文艺学光明的发展前景。
（《文艺学的民族传统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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